为了“市容”，把流浪者送出辖区：广东公益工作者讲述APEC前的驱赶链

“好像只要劝至其他区域，这个人就不存在了一样。”

这是广东一名公益组织工作者白枭对当前城市流浪者治理的描述。他所在机构长期在市中心巡查，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物资，也受政府部门委托参与劝离、送返户籍地。10月6日公开的口述中，他说，近几个月街头穿着工服的流浪者正在增加，而随着广东进入APEC相关筹备和市容整治状态，他们的工作也越来越从“帮助”转向“把人送走”。

这是一份一线工作者的证言，而不是政府发布的统计报告。但它把城市治理中一个平时很难被看见的执行链暴露出来：民政、街道、警方、救助站与承接政府项目的社会组织，如何共同面对那些既没有稳定住所、又不愿返回原籍的人。

能花钱买返乡车票，却不愿承担一盒药的责任

白枭讲到一名血糖极高的流浪者。对方因住房被强拆等原因陷入困境，健康状况需要持续处理，但基层部门面对医疗问题时担心“出了事谁负责”，不愿轻易介入。

相反，若目标是把人送回户籍地，资源往往很快出现。白枭称，近一个月，他们已经陪送不少于10名流浪者坐火车返乡。

这种差异说明了基层行政的激励方向：真正改善一个人的医疗、住房和就业处境，意味着持续投入和责任；把人送出辖区，则能迅速让街面恢复“整洁”，也让责任从本区统计和视野中消失。

“救助”在层层甩责中变成空间搬运

按照白枭的描述，部分流浪者拒绝进入救助站，因为手机等联系工具可能受限制，求职受到影响，而且不能长期居住；他们也拒绝返乡，因为原籍同样没有就业机会。

当两种标准方案都被拒绝后，一些基层机构的实际选择不是继续解决问题，而是要求社会组织把人“劝离本辖区”。于是，一个区把人推到另一个区，另一个区再推走。

这不是社会救助意义上的“解决”，而是行政空间上的转移。

白枭还说，为减少出现暴力执法画面的风险，与流浪者直接接触、劝离的工作经常由民间组织出面。也就是说，政府既设定城市管理目标，又把最容易产生冲突的最后一步外包出去。

大型政治与外事活动最容易暴露“城市形象”优先级

白枭把近期压力与APEC筹备直接联系起来，称广东各地涉及市容市貌的部门进入高度紧张状态。这个因果关系目前来自他的工作经历和观察，不应替代官方文件；但它与中国城市在重大会议、庆典和领导人活动前强化“环境整治”的治理惯例高度一致。

关键并不是“APEC要不要整洁”，而是谁承担整洁的成本。

当一座城市为国际会议准备道路、景观和接待设施时，无家可归者不应被视为必须从镜头里删除的“市容问题”。如果公共资源能够用于把他们快速送离，却不能稳定提供医疗、临时住所和就业衔接，那么治理目标已经从减少困境变成减少可见的困境。

习近平时期反复强调基层治理“精细化”。但这类一线证言展示的另一面是：所谓精细治理可以非常准确地识别一个人在哪里，却未必愿意解决他为什么会在那里。

当街头贫困最终被处理成“不要出现在这里”，所谓城市文明就变成了对弱者的视觉清场。